雅斯贝斯哲学的方法论启示

现代西方哲学已经不急于指出最终的目的地，海德格尔的“在路上”，于表达现代哲学困境的同时，亦传达出人类永不止息的探求态度。在由此及彼的路途中，正确的有关知识的方法，显然是踏上一条真实之路的重要保障。实际上，现代哲学已把相当的精力集中在认识论、方法论的批判、反思和重建上，较之胡塞尔、海德格尔对建基在传统形而上学上的认识方法的全面“搁置”，雅斯贝斯则更着重于指出知识的限度，唤醒人们对生活的“领悟”和“洞察力”。雅氏的《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虽不是知识论、方法论的专著，但在对西方现时代状况进行理解、剖析、把握过程中所体现的观点和有关知识的方法，却无不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对现实性的强调和超越。就现实性来说，雅氏充分肯定社会的一般状况：如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现代人所持有的知识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他人的信念等等，对个人构成生存环境和这种环境的制约作用，人只能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在这个时代的进程之内生存，是这个进程的参与者，因而个体受制于当代，归属于总体，要无条件地完成当代所赋予的任务，从而时代之所是亦是我之所是。雅斯贝斯把那些无视现实、逃避现实的人斥为现实事业的叛徒、逃兵、失败主义者，临阵投降的变节分子。但雅斯贝斯并不打算把现实性的强调作极端化的推演。当人们无限度地追逐“时代的要求”、附和现实、追逐现实，人也就变得蝇营狗苟，对现实失掉了任何批判的能力。这样现实无疑成了威胁我们、毁灭我们的东西，雅氏要求处于个别性王国的人，要不放弃潜在的神圣力量，有意识并且成功地使自己作为一般性王国的因素之一参与自身的命运，艰难地实现个体自我———这恰是行使了个体自我超越现实的功能。

其次，知识的限度与求知欲。雅氏要求人要有对现实的批判功能，拒绝人在任何历史环节中所谓必然的、合理的生存。雅氏认为“关于我们能够认识总体之历史真相及当下真相的观点，是错误的。”人们对于总体、本源、终极实在的把握，仍是一个疑问。显然，雅氏是要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历史主义那里退回，退到康德的“物自体”那里去，亦即康德指出的知识的限度和理性的反思。在这种审慎的态度下，人不能自命为神，任何自以为把握了事物的根源、总体的客观真理，都要经过怀疑目光的打量，都不过是一种“煞有介事”的愿望。如果我们将此种态度斥为怀疑主义、不可知论未免失之简单、偏颇。雅氏并未要求人们放弃求知欲，他还将求知欲的基本愿望指向终极实在、事实之根源的了解和把握。也许我们可以把雅氏这种既肯定求知欲又着重指出知识的限度的态度理解为，人在时空中的有限存在，几乎被命定地搁置在一种分裂上：绝对与相对、个体与总体、有限与无限、必然与偶然、眼前的抉择与最终的目的。而人的使命，与其是撕开这裂痕，毋宁最终弥合这裂痕。人的存在，不是一个静止的点，不是目的地，只是一个努力方向，一条蜿蜒向前的路。这是一种既瞩目于前方又踏踏实实踏在眼前的“在路上”的态度（有类于海德格尔）。与这种保持张力于一身不同的两种极端化态度是：一方面，出离自己所必须身处的过程和状况，凭着一种模模糊糊省却途径的假想，认识沟通终极实在的造神运动，诸种造神运动在现代世界里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则放弃对绝对、总体的瞩望，靠对于事物的片面的、表象的理解，无限扩张其适用限度，试图再造一个整体的趋向和努力。后者，会导向对于伪科学的盲目崇信。